2006年產。華豐酒業有限公司于1993年12月17日在木蘭縣市場監督管理局登記成立。法定代表人潘慶華，公司經營范圍包括白酒、飲料制造，酒類經銷，糧食購銷（依法須經批準的項目，經相關部門批準后方可開展經營活動）等。木蘭縣是黑龍江省哈爾濱市的一個縣，地處松花江中游北岸，取名于境內木蘭達河，木蘭源于滿語“圍場”之意。北以青峰嶺與慶安縣分界，東與通河縣為鄰，南與賓縣隔江相望，西與巴彥縣毗連。根據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時，木蘭縣常住人口為176245人。

德川家康是織田信長、豐臣秀吉之后，對鞏固日本德統一起了決定性作用的人物。他生于1542年三河國（今愛知縣）的崗崎城人，幼名竹千代。曾作為人質跟隨戰國大名今川義元征戰南北。今川義元在桶狹間戰役中死后，家康乘機獨立，并轉而與織田信長聯合，發展自己的勢力。1582年，織田信長被刺身亡，家康則繼續擴大自己的勢力范圍，成為占有駿河、遠江、三河、甲斐、信農五大國的大名。1584年，在小牧、長久手之戰中家康大勝羽柴秀吉（豐臣秀吉）。但考慮到自己的實力，家康向秀吉妥協，并通過與秀吉聯姻等方式進一步鞏固了自己的地位。1590年，豐臣秀吉完成了統一大業，德川家康被封于關東江戶城（今關東一帶）。1596年家康被封為內大臣，五大老首席。1598年豐臣秀吉病死。翌年德川家康進入伏見城本丸，成為事實上的執權者。 豐臣秀吉死后，五大老與五奉行雖表示誠心輔佐秀吉遺子秀賴代行政務，但各自心有打算。其實，豐臣秀吉死以前，他的近臣就已分成兩派，以石田三成為首的文吏派和以加藤清正為首的強權派。德川家康與強權派關系密切，他積極地籠絡人心，操縱派系對立，開展獨占霸權的活動。 1599年，文吏派的干將、五大老之一，前田利家病死，政局均勢被打破，形勢有利于家康。1600年，家康以上杉景勝不從朝廷命令、圖謀反叛為由，組成東軍，攻打會津。此時，石田三成乘機與其他四奉行謀劃組成西軍，推毛利輝元為盟主，共同彈劾家康，并于7月攻下東軍的據點伏見城。9月，西、東軍先后進入美濃（今歧阜縣）。15日，雙方在東西4公里，南北2公里的關原盆地展開了激戰。東軍忠誠合作，戰斗意志昂揚，而西軍內部意見不統一，人心渙散，小早川秀秋又忽然倒戈，最終這場戰斗以東軍的勝利而告終。石田三成、小西行長、安國寺惠瓊等被捕，10月在京都六條河原被處以死刑；毛利輝元、島津家久收拾殘局回到自己的領地。 德川家康取得霸權之后，立即開展鏟除異己、分封親黨的活動。多達88位大名被 “ 改易 ” 或 “ 除封 ” ，豐臣秀吉的兒子豐臣秀賴只得到攝津、河內及和泉三地，成為收入僅65萬石的“大名”。1603年，德川家康效仿鐮倉時代的源氏與室町時代的足利氏，強迫朝廷封他為右大臣和征夷大將軍，并將江戶作為自己的據點，成立了幕府。當時的江戶破舊敗落，無法與本州西部各大名的封地相比。德川家康艱苦創業，苦心經營，在取得征夷大將軍之后經過精心建設，終于將江戶建設成足以與京城相匹敵的政治經濟中心。為獨占政權，削弱皇室的權利，江戶幕府于1614年頒布了《禁中及公家諸法度》，不僅取消了朝廷對武官的任命權，并規定天皇的活動只限于從事學問。同時，為防止豐臣氏卷土重來，德川家康對身處富庶的大坂一帶的豐臣秀賴展開了打擊。1614年，他制造了“方廣寺鐘銘事件”，發動對大坂的進攻，并于次年占領大坂，迫使秀賴母子自殺，終于徹底清除了來自豐臣氏的威脅。 德川家康在執掌政權二年后，讓位于兒子德川秀忠，隱居于駿河自己的老巢，遙控江戶幕府。經過第二、三代將軍的經營，江戶基本確立了全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地位。 二、幕藩體制的確立 江戶幕府的統治，將軍是絕對的中心，具有不可動搖的地位。將軍之下設有“大老”、“老中”、“若年寄”等職。“大老”，為特別指任的執政官，具有較高的地位，但并非常設；“老中”，經將軍授權直接掌管政務，一般由4至5人組成，輪流主持政局。“老中”的職責主要有皇室、公卿、大名事務的處理，全國財政、寺社的管理以及外交事務處理等等。為確保德川氏的統治地位，幕府對“老中”人選的選用非常謹慎，除考慮個人能力之外，與德川氏的親疏關系也成為入選條件之一。據統計，整個江戶時代共有“老中”143人，其中“御家人”、“譜代大名”等與德川氏關系密切的人占據了95％左右， [1] 足見德川氏為維護統治用心良苦。“若年寄”也參與政務，分掌旗本、御家人及江戶市政。“若年寄”的人選也大多出自德川氏親近。“老中”下還設有許多職務，如江戶奉行、寺社奉行、勘定奉行等等，他們管理江戶一帶的政務、司法以及全國寺社、財政等事務。 幕府的監察機構有“老中”下屬的“大目付”與“若年寄”下屬的“目付”，監視上至“老中”下至一般武士的行為。幕府的最高司法機構為“評定所”，由“老中”、若年寄、三奉行、大目付、作事奉行等人員組成，審議一些涉權范圍較大的案件。 幕府的軍事機構由直屬御家人、旗本及各藩與所屬武士組成，重要的城市由“定番”輪流守衛。有重要的戰事時，各地的大名就是軍事統領，他們有對幕府擔負軍役的義務。但總的來說，全國大名的兵力無法與幕府的軍事力量相抗衡。 幕藩體制是德川家康以來建立的統治模式，“幕”即位于江戶以將軍為中心的幕府，“藩”即由幕府任命的分布于全國各地的“大名”。幕府把持中央的大權，地方上的藩政則交由“大名”來管理。“藩”的統治機構也與幕府機構基本相似，但大名具有一定的自治權利。這并不代表大名對地方藩政的完全掌握，大名的權利首先要以對幕府的絕對支持為前提，幕府通過制定嚴格的法度規范和限制大名及下屬武士的權利與義務，并且利用各種手段削弱大名對幕府的對抗力，確保大名既能管理好地方事務，又不會威脅到幕府的統治。 首先，幕府以親疏關系將大名們劃分為“親藩”、“譜代”、“外樣”三類。“親藩”就是將軍家的親屬大名，與德川家有一定的血緣關系。尾張德川家、紀伊德川家、水戶德川家，被稱之為御三家；“譜代大名”是指在關原之戰以前就歷代服侍于德川家的家臣，在江戶幕府成立時共有68家，分別稱之為安詳譜代、岡崎譜代、駿河譜代；“外樣大名”，是關原之戰后新臣服的大名。與德川氏關系密切的大名被安排在江戶的周圍，外樣大名被封往邊遠地區，并定期到江戶參觀。許多大名由此耗去大量財力與精力。幕府還規定一藩只能保留一座城堡，其余全部拆毀。 大名的統治結構與中央幕府基本相似。如“家老”相當于幕府的“老中”，藩下各町也派“町奉行”駐守，也設有監察官“大目付”等等。大名向下直接掌管農民，征收租稅，向上則承擔各種公役和軍役，如修建工程，戰時組織軍事力量等。 這樣，將軍通過領地的分封與俸祿的提供，與各地大名、武士結成牢固的君臣、主從關系，大名及其下屬武士、家來則向將軍宣誓效忠，并擔負一定的義務。大名與其下屬也結成相似的關系。因此，全國大名雖然呈現割據狀態，但由于將軍及幕府的絕對支配地位，幕藩體制安全運行了兩個半世紀。 為進一步牢固幕藩體制，幕府頒布了一系列法令，如前述的《禁中及公家諸法度》，限制皇室的權利及活動范圍，同時對大名及武士也實行嚴格控制。1615年，幕府頒布的《武家諸法令》，規定了大名及武士階層的活動準則及對幕府的義務。《武家諸法度》共分13條，內容包括大名、武士的生活規范，如服制、乘輿制度、婚姻制度等；生活方式如勤儉、禁止群游群飲、修煉“文武馬弓之道”等；對上義務方面，首先是要定期到江戶參見將軍，其次不可隱瞞包庇任何有違于幕府法制的行為與人，禁止修繕新城等。《武家諸法度》要求各地大名與武士嚴格遵守，若有違反，就要被處以幽禁、沒收領地，甚至賜死。 1635年，三代將軍德川家光時期，幕府任命名儒林羅山主持，對慶長版《武家諸法度》進行了修改與補充，將原有的13條法規擴充為19條，并進一步規范了大名的義務。特別是嚴格規定各地大名、小名必須隔年到江戶拜見將軍，即一年駐守領地，一年執勤幕府，回領地期間大名的妻子留在江戶作為人質，這就是著名的“參觀交代”制度。“參觀交代”制度一方面限制了大名的政治活動，一方面由于參觀的巨大開支，牽制了大名的財力，削弱了大名對幕府的抵抗。幕府由此加強了對大名的控制，進一步鞏固了其統治地位。 幕府實行幕藩體制的統治方式，其根本支柱是嚴格的不可僭越的等級身份制度。為實現少數武士對人口占大多數的農民及“町人”的統治，所謂“士農工商”的身分區別被不斷強化并固定下來。“士”指武士階層，“農”指農民，“工”、“商”差別不大，指商人與手工業者，他們被統稱為“町人”。在這四個階層中，武士的地位高高在上，他們修習武藝與學問，佩戴雙刀，一把用于殺敵，一把用于自裁（剖腹）。假如農民與“町人”有“犯上”的行為，武士有權不經過上級而直接將他殺死。與武士相反，農民、“町人”等平民的地位相當底下。幕府對農民的勞作與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嚴格的規定，極力詐取其全部的剩余勞動；由于幕府“重農輕商”政策的限制，“町人”的活動也受到多方限制。平民不能象武士那樣擁有姓氏，遇到大名出行等場合，必須伏地跪拜，不能抬頭。另外，在各階層內的等級制度也十分嚴格，如武士又分為“侍”、“徒”、“中間”等級別，徒以下的武士遇到上級，也應伏拜路旁。農民中有“持高”農民與“無高”農民之分；町人也有復雜的門第與身分差別。在四民之下的還有穢多、非人，他們處在社會的最底層。 統治階級中的皇族、公家、僧侶與神官不屬于四民之列。 幕府就是這樣嚴格地鑄造起等級身份制度的銅墻鐵壁，以保證其階級統治順利進行。 三、禁教與鎖國 江戶幕府成立后，雖然德川家康曾通過各種途徑要求與明朝恢復國交，但由于明朝政府對豐臣秀吉的侵略言行記憶猶新，加上國內政局不穩，對此反應不甚積極。幕府又企圖利用再開“勘合貿易”、將貿易區移至琉球、將琉球十年一貢制改為一年一貢制等措施實現對流球的控制，遭到了明政府的拒絕。 在這期間，日本與朝鮮關系通過對馬島藩主宗氏的外交努力得以改進，1609年，兩國締結《己酉條約》，恢復了國交與貿易關系。而對于琉球，德川家康則以琉球親明為由，出兵琉球，迫使其從屬島津藩。 德川幕府與南洋各國之間實行“朱印船貿易”制度。慶長年間朱印船的觸角深及暹羅、呂宋（菲律賓）、交趾（越南中部）、東京（越南北部）、柬埔寨、西洋（澳門）、安南等19個地方，而到了元和（1615－1623）、寬永（1624－1643）年間，朱印船貿易的港口就集中到了高砂（臺灣）、東京、暹羅、呂宋等7個地方。在往來貿易的同時，日本人在所到國當地建立起的貿易駐地——日本町。 16世紀的世界海域一直被舊教國葡萄牙、西班牙所控制。1588年西班牙無敵艦隊被英國人摧毀后，葡、西兩國的東亞海洋貿易遭受到了來自新教國英國、荷蘭的挑戰。葡萄牙人數次在幕府面前攻擊英國與荷蘭，德川家康不以為然，反而對英、荷貿易產生極大的興趣。經過激烈的競爭，葡萄牙、西班牙在東亞貿易戰中敗給英國與荷蘭。由于對中、日貿易的苦心經營，荷蘭又逐漸取得了貿易的優勢地位，到17世紀20年代，荷蘭成為西方獨占對日貿易的國家。 在國內，幕府對外來宗教尤其是對天主教的發展越來越警覺。德川幕府建立初期，因貿易的需要，對天主教的傳教活動采取默認的態度。天主教勢力得到很大發展，參加者從平民到武士甚至大名諸侯一應具有。他們結成堅強的組織，宣傳上帝的權威與人人平等的思想，這與幕府的“神國”思想及等級身份制度相違背；加上新教國家英國與荷蘭因貿易的競爭關系，對天主教支持國西班牙、葡萄牙不斷進行挑撥，幕府愈來愈感覺到對天主教進行鎮壓已刻不容緩。 1612年，天主教大名有馬晴信擊沉一艘葡萄牙商船，為討封他的肥前舊領地，有馬氏向德川家康近臣本多正純的家臣岡本大八行賄，但事情未獲成功，有馬向本多正純追問，岡本大八受賄事發，被本多囚禁。在獄中，岡本又揭發有馬晴信謀殺長崎奉行。幕府以謀殺、受賄罪且兩人均為天主教徒為由，賜死有馬，火刑岡本大八。并以此為契機，斷然發出禁教令，宣布幕府直轄都市駿府、江戶、京都、長崎等地禁止天主教的傳播，并要求摧毀域內所有天主教堂。1613年大久保忠鄰被任命為“伴天連追放總奉行”，進入京都，負責摧毀京都的教堂，流放天主教傳教士，并強迫那里的天主教信徒“改宗”。1616年，幕府命令島津家久消滅領內“百姓以下”一切天主教活動，禁教的重點由清除外國傳教士活動轉向對國內一般教徒的迫害。1622年發生了著名的“元和大殉教”事件，西班牙等外國傳教士、日本教徒及朝鮮、中國人55人被集體屠殺。幕府還采用“踏繪”的手段搜查信教民眾，一旦被幕府發現，信徒就被處以游街、拷打甚至竹鋸、火刑等各種殘酷的刑罰。許多教徒被迫改宗。 九州肥前的島原與天草，是天主教在日本的發祥地，自1634年以來兩地天災不斷，幕府卻一再逼交租稅，并對信教民眾展開殘酷迫害。兩地人民忍無可忍，推舉16歲的少年天草時貞四郎為首于1637年發動起義。參加起義的群眾很快發展至3.7萬人，包圍了島原城。農民、浪人武士、天主教徒是這次暴動的核心。幕府緊急調動兵馬，令執勤于京都的西南藩主回國鎮壓起義。雙方僵持了數月，天草軍終因長期困守，彈盡糧絕，被幕府軍鎮壓。天草時貞四郎戰死，被俘民眾全部被殺害。島原起義是一次以宗教為號召口號的農民起義運動，一方面沖擊了幕府的封建統治秩序，另一方面更引起了幕府對外來宗教的恐懼，為全面鎖國埋下了伏筆。 伴隨著禁教的展開，幕府逐步加緊了鎖國的腳步。早在1616年幕府就下令除明船以外的外國商船只能在平戶、長崎兩港停泊。1620年，禁止日人隨外國商船出海并輸出武器。1622年“元和大殉教”之后，驅逐葡萄牙、西班牙人出境及禁止入境通商。隨后幕府分別于1633、1634、發布第一、二次“鎖國令”，在進一步驅逐境內的天主教勢力的同時，嚴格限制對外交往與貿易，宣布只有經過特許的船只（奉書船）才能出海。1635、1636年又接著發布第三、四次“鎖國令”，禁止一切船只駛往海外，海外歸僑、葡、西混血子女一律處死等。1639年幕府發布第五次“鎖國令”，全面限制一切外來船只。規定只有中國、荷蘭的船只才能與日本通商，且通商地點限定在長崎一港。朱印船貿易被禁止，幕府壟斷了所有對外貿易。1715（正德五）年，幕府發布《正德新令》，限定每年來航的中國船只不能超過30艘，銀6000貫；荷蘭商船限定2艘，銀3000貫。 這樣，日本經過數十年的禁教鎖國運動，一步步關上了國門。日本對西方的開放如驚鴻一瞥，立即轉入對本國文化的咀嚼與對民族產業的經營上。 第二節 江戶時代經濟的發展 一 、封建領主制經濟發展狀況 江戶時代的經濟制度是一種封建的小農經濟。16世紀末，日本人口的80％以上為農民。基本的生產關系為各藩領主直接控制廣大農民，農民為領主耕種一塊世襲土地，并交納一定量的實物地租和貢米。這種被稱為“本百姓”的自耕農，是德川幕府時代幕藩體制的主要經濟基礎。 幕府的收入主要依賴農民的年貢。因此為保證大米等糧食的供應充足，幕府千方百計提高對土地產量的剝削，不斷地變換租稅收取制度，提高農民上稅的份額，對農民的搜刮幾乎到了使農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境地。為防止農民從土地上流失，嚴禁土地的永世買賣。同時為了防止農村生產、生活的商業化，1650（慶安三）年，幕府向全國農民發布《慶安告諭》，禁種經濟作物，提倡節約。并通過改革幣制、強制捐獻、壟斷專賣等形式壓抑商品經濟的發展。 盡管如此，商品經濟還是在農村出現了，農村的生產力程度由于生產工具的改造以及栽培技術的提高而獲得了很大的發展，一部分農民開始有了年貢之外的剩余產品。這為商品經濟在農村的發展與城市的繁榮創造了條件。一部分富裕起來的富農、地主雇傭貧雇農進行土地的耕種，同時在農村開設手工作坊，進行商品的經營，牟取更大的利益。鄉村商人統包農民的農產品及手工產品，銷往外地。同時城市商人也把目光投向農村，他們向農村收購產品，牟取利潤。封建領主出于生活與財政的需要，也不得不鼓勵農民進行一些經濟作物的生產，農業生產日益商品化。在這樣的情況下，逐漸產生了農業特產區，如棉花生產集中在畿內和東海地區，養蠶集中于關東和東山地區，大豆盛產于本州東北地區。這樣的地區性特色農業為農產品的商品化提供了契機。米、棉、油等農產品除了上交部分外，剩余部分都作為商品出售。自然經濟逐漸受到沖擊。 農村經濟作物的生產，促進了手工業的發展。從17世紀末開始，農村手工業成為手工業發展的顯著特點。農產品的商品化，使農村卷入商品經濟的漩渦。上交給幕藩的租貢和農民的剩余品都向貨幣趨勢發展。17世紀后半期開始，為解決復雜的財政生活需要，各幕藩開始實行初期專賣制，并開始經營地方性特色手工業。一部分農民在商業活動中獨立出來，成為新興的階層。經過商人的活動與幕藩的經營，各地手工業也形成了一定的規模和自己的特色。手工業的主要產地有：京都西陣、九州博多的絲織業，大阪附近的棉織業，越前、美濃的造紙業，灘、池田、伊丹的釀酒業等等。 由于各產業的發達與“參觀交代”制度的影響，交通的建設也如火如荼。形成了以江戶為中心的呈反射狀的交通要道。沿海岸到京都的東海道、經信濃到京都的中山道、通往甲州（今山梨縣）的甲州街道、去往奧州（今東北地區）的奧州街道與通往日光的日光街道被稱為當時的“五街道”。由于運送大米與物質的商船的增加，航運事業也逐漸發達起來。 隨著各產業的發達，城市的發展進一步繁榮。為削弱各地大名的反抗力量，1615年幕府下令摧毀除藩主居住地以外所有地方的城堡，保持“一國一城”。幕藩的領主將武士聚集到城堡周圍，并召集手工業者、商人也聚集到這里，形成“城下町”，在“城下町”的基礎上慢慢發展了城市的規模。到17世紀末，全國上下已有城市300余座。其中江戶、大坂、京都是全國最大的城市。以江戶為例，不僅是幕府所在地，而且是經濟文化的中心。據1693年的調查，江戶各階層的人口總數有100余萬，超過當時世界上最繁華的城市倫敦。大坂為當時商業的中心，有“天下的廚房”的美譽，江戶時代在這里形成了全國市場的中心，活躍在城市的町人與進出大坂的商人使大坂成為當時最具活力的城市，人口也僅次于江戶。另一個繁華的城市就是京都，18世紀初城內外人口達到36萬左右。 城市的興盛使商業更加繁榮。為保證商業的利益，批發商門組成同業公會，不斷地積蓄起財富，出現了大坂鴻池、江戶三井等大商人。 與城市商人相應生輝的是農村商人的崛起，他們以農村為據點，展開了與城市商人間的競爭。 三 、資本主義因素與生產關系的變化 德川中期以后商品經濟得到了極大發展，全國形成了以大坂、江戶、京都為中心的商品經濟圈。江戶是最大的全國消費市場。每天都有來自全國各地的商船滿載大米、酒類、鹽、手工制品在江戶港停泊。這些產品除了一部分為上交給幕府與藩主的租賦外，一半以上為進入江戶流通市場的商品。以大米為例，送到江戶的商品大米由米批發商賣給銷售商，經“舂米屋”加工后直接送往市場銷售，在嘉永（1848－1853）年間，僅江戶城就有這樣的“舂米屋”2700余間。 在大坂，于1697（元祿十）年，開設了堂島大米市場，1730年，堂島米會所成立，下設“正米商內”與“帳合米商內”。“正米商內”負責米券的發放，“帳合米商內”則進行相當于期貨交易的證券買賣活動。每年有100萬石以上來自畿內、九州、四國甚至東北的大米集中在被稱為“藏屋敷”的倉庫中，米商用購買的“米切手”（米券）兌換大米運往大坂堂島米市場進行銷售。 除了大米之外，酒的市場也在形成。幕府為穩定米價，曾于1754年下令解除對造酒業的限制，兵庫縣灘地方、攝津的伊丹、池田都成為著名的酒產地，興盛的酒制造業還吸引周邊百姓參加勞動。另外，鹽的產地主要是瀨戶內海沿岸諸國。17世紀，這里出產的鹽占全國鹽市場的九成以上。 由于城鄉分工擴大，商品生產的流通、合作性日益加強。例如秋田的棉紡織業，其原料就來自藩外的大坂。這種生產方式打破了藩與藩的界限，使商品生產的市場日益擴大。 商品經濟的發展也把農民卷入了商品生產的環流。農村不僅僅是商品原料的提供地，同時也成為簡單加工業的工廠。商人會向農民統購一定的手工產品，支付有限的加工費；地主富農開設手工作坊，雇傭農民進行生產等等，都是這一變化的體現。 這樣，全國各地各地都出現了相對獨立的市場，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萌芽逐漸出現。 19世紀初，出現了由許多工人分工制造同一產品的手工業工場。在農村，地主富農開設釀酒、醬油等手工作坊，雇傭農民進行生產。也有的商人提供原材料和生產工具如棉紗、織機等，組織勞動力生產商品。而在城市，手工工場的數量和規模都達到了相當大的程度。江戶時代上層社會穿著的華貴衣物和市民們消費的布料大多出自京都西陣的手工業工場。工場除了平織機之外，還擁有可以織出復雜花紋的“高織機”。西陣的絲織工場在18世紀達到極大的規模。1730年6月京都西陣織造工場遭受大火，損失織機3012臺，而這個數字只是全部織機的一半，恢復后的工場，織機數量仍然達到2500余臺，可見當時西陣織造工場實力之強。除了釀酒、絲織，其他行業也相繼出現了手工工場。 商品經濟沖擊著封建領主經濟結構， 促進了生產關系和農村的階級變化。首先，出現了一大批豪商，他們利用商品經營中獲取的利潤，投資于土地墾殖和河川治理，成為擁有商品、錢莊河大量土地的商人兼地主。他們把資本轉化為土地，再通過租佃關系剝削農民，轉過來又用地租投入商業活動；其次，農民中也發生了分化，大批小農失去土地，淪為租佃農。小農的破產，從根本上動搖了幕藩體制。正是這種生產和階級關系的變化，推動了推翻幕府，建立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新政府的活動。 第三節 幕藩體制的動搖 一、幕府統治的腐敗 17世紀后半開始，商品經濟的發展勢不可擋，封建經濟日漸顯露危機。幕府在這樣的挑戰下顯得無能為力。與商人的崛起相應的是下層武士生活日益貧困，幕府采取減免武士債務的辦法加以挽救，但仍然阻止不了社會發展對武士造成的沖擊。不滿的武士連續發生數起反幕事件，封建統治階級內部發生了分裂的危機。 在幕府內部，由于揮霍無度，奢侈成風，加上對新的經濟形式的沖擊缺少把握，幕府的財政逐漸陷入危機。對此，幕府一方面加緊對農民的超經濟剝削，對農村提高年貢額，享保年間的農業稅取消按年收成豐歉程度課稅的舊例，稅率由農產品總量40％升至60％。 另外還進行提前征稅，有的甚至提前三年征稅。對于富農，同樣征收各類攤派。另一方面，還加緊對城市手工業者與商人的壓榨。如通過發行成色較低的貨幣，引起物價的高漲；壟斷某些特產品買賣；而大商人又與幕府相勾結，通過各種手段，將負擔轉嫁給下層市民，造成城市貧民生活的貧困。城市貧民的反抗運動不斷涌現。 二 、武士的貧窮與商人勢力的抬頭 從17世紀后期開始，幕藩的財政連年出現赤字。為維持財政，各藩大名采取的對策之一就是減少家臣俸祿。家臣、武士得不到維持開銷所需的俸祿，生活陷入窮困。為了生計，武士們只得用自己的俸祿、官爵、領地最為抵押向商家典當、借款。有的武士無法償還到期的高利貸，淪落到上街乞討的不堪境地。 對于武士的窘迫境地，幕府也曾采取一定的措施加以解決，如發布法令，宣布不接受商人關于武士借債不還的訴訟等等。但整個武士階層，特別是中下級武士的貧困已是不可挽回的趨勢。 與武士的貧困相反，城市商人勢力的發展卻蒸蒸日上。城鄉批發商、高利貸者聚積了大量的財富。在商品經濟較為發達的大坂、京都、江戶地區聚集了許多巨商，如鴻池、住友、三井等。鴻池一家的收入就相當于10個藩的收益。為維護自己的商業利益，大商家還結成批發商公會，形成全國性的同盟，開始運行全國性的商業經營。伴隨著武士的沒落、商人的社會地位的提升，舊有的封建等級身份制度開始受到沖擊，走向反面。原有的封建統治秩序受到動搖。 三 、農民與市民的反抗運動 封建統治危機使幕府更加殘酷地剝削農民，在封建領主壓迫下的農民因不堪忍受沉重地負擔，集結在農村共同體組織下，向領主請求減少年貢與課稅，甚至冒著生命危險越級上告。當他們的愿望沒能實現時，往往忍無可忍，采取武力斗爭的手段。據統計，享保（1716－1735）年間發生農民起義90次，天明（1781－1788）年間發生114次，天保（1830－1843）年間則發生了近160次。以天保年間為例，農民起義的頻率為平均每年11.21次，僅1836年一年就達到了67次。1842年，反對清丈土地的近江農民起義的人數達到4萬人，給幕府以沉重的打擊。 與此同時，城市中受到幕藩領主與城市大商人雙重壓榨的城市貧民，成為動搖幕府統治的另一支力量。1675年，江戶市民由于米價上漲，向町奉行展開請愿活動，要求借米，獲得成功；1732年，發生大饑荒，米商與幕府勾結，囤積米谷，乘機高價出售，引起市民的憤慨。次年1月，進而市民發動了暴動，搗毀米商住宅和倉庫，搗毀財務，撕碎帳簿等。1837年，在大坂發生了著名的大鹽平八郎領導的市民暴動。暴動隊伍走上街頭，燒毀店宅，分取店主的財物。這一發生在經濟中心大坂的暴動極大地震撼了幕府。在這之后各地的市民斗爭風起云涌，撼動了幕府的統治。